界面新闻记者 | 徐鲁青

界面新闻编辑 | 姜妍

2024年，脱口秀影响力愈发显著，已然成为人们表达情感、宣泄压力、探讨社会议题的重要媒介。那些熟悉的脱口秀演员再次进入观众视野，他们用幽默消解刻板，将调侃解构荒诞，以一种别样的方式回应着当下的关切。

不仅限于电视节目的舞台，脱口秀的触角早已深入社交平台与短视频领域。在这些更为碎片化的媒介中，段子成为新的传播载体，与文学、音乐、影视的跨界结合，也赋予了这一形式更新的表达维度。这一曾在小众地下文化中生长的艺术，如今跻身主流，成为解读当代生活的文化符号。它承继幽默的传统，也以自身的方式回应着当下社会的集体焦虑。

“幽默”一词最早由林语堂翻译自英文“humor”，他通过创办《论语》半月刊，试图唤醒中国人对幽默作为生活一部分的意识。正如杨笠所言：“语言是一个人能拥有的最重要的权力。” 如今我们希望在脱口秀的舞台上，寻找到这种新语言形式的力量。

鉴于此，界面文化策划了系列报道——进击的脱口秀演员，今天推出的是该系列的第五篇：《南瓜：最适合我的工作，是送外卖和讲脱口秀》。

“大家好，我是外卖员南瓜。”

2019年的一天下午，南瓜点击了手机屏幕上的“停止接单”，换下骑手制服，第一次站上了脱口秀舞台。

在西安的一个脱口秀开放麦现场，他手里攥着打印稿，语速有点乱，发音也不太标准——20岁以前，他几乎不说普通话。台下的反应平平，有人问他为什么一直闭着眼，他没回答，其实是因为太紧张了，不敢看台下的观众。

那一天的南瓜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几年后，他会从西安搬到上海，成为全职脱口秀演员，还上了几次电视，他的段子依然大多来自亲身经历：做体育生、送外卖、戏弄老板的艺术。

炸场的一次，是他说跑腿的时候最怕送蛋糕，因为送坏了就只能自己吃，有次弄坏一个外卖单，结果是给小狗吃的蛋糕，他不得不买下，给了领导吃。

“领导还夸我会来事。”

台下观众都拍手，笑得很大声。

我们在上海市郊的一家星巴克见面，这里成为接下来的聊天里，一个频繁出现的时间坐标，他的人生从害怕星巴克，到学习星巴克，最后，星巴克“还是有点贵”，但不再让他慌张了。这听起来像个老套的进步故事，但到最后，一条单一的上扬直线也流露出了可疑之处。

在一次演出上，南瓜说自己是i人，但也分场合，“工作的场合，衣服上会写一个，e了么？”而在采访的场合，他大多数时候是低着头，一边说话，一边用手指划着手机，很少直视对话者的眼睛。他的目光游移不定，但说出来的句子却比大多数人更直接、坦率，或者说，更不知”正确与否“。这是一个没有太多被采访经验的人，在叙述他的人生。

无头苍蝇

南瓜在1996年出生，陕西宝鸡人，父亲是吹唢呐的，专接白事演出，母亲在村里开了一个小卖部，他在段子里曾大段提过爸妈的职业。出门去上海，他行李里会带着一把唢呐。

“我爸是……玩音乐的。”

相亲对象问他，是那种 live house 吗？

他答，“不是，是 dead house（送别演出）。”“他这个不太适合线上，平时接触的都是一些underground（地下）。”

后来南瓜自己走的路，也的确接近地下路线。家中唯一的男孩，上头有个姐姐。小时候成绩不错，小学时总在年级前三，到了初中，家里小卖部生意渐好，父母开始对他慢慢“放养”，他的成绩从此一落千丈。

临到高考时，只好走体育特长生的路子，但两次高考，两次失败，每次都是体育分够了，文化课却不及格，到后来南瓜把膝盖练坏了。这些经历他也用在了脱口秀里面：一次在训练里，他实在不想再爬楼梯，于是问老师爬楼梯到底练的是啥，老师说你不要问，以后用到的时候会感谢老师的。

全场哄笑。

直到现在，南瓜做梦还是会梦见当年高考只得到两百分的场景。那是他第一次感觉人生有“不可逆”的意味。

高考接连失败后，南瓜去了技校，看到其他同学去了大城市，进了大学，他的心里落差很大，也没什么心思待在学校里。他很快开始步入社会，做过健身教练、洗车工、摆摊卖过凉皮，还干过保安、销售，反正哪行火就去试哪行。但哪一行都干不长，还欠了四五万的债。“我一直想向家里争口气，证明一下，当时就什么都试，像无头苍蝇一样。”

刚毕业那几年，健身行业风头正劲。“健身教练”听上去体面，南瓜家东拼西凑了一万多块钱，帮他考了个证书。拿着证，理论上可以进健身房卖课。可他心里有道坎，“连开口都难，更别提推销课程、卖卡了。”他在健身房混了一阵，拿着每月两千出头的底薪，最后发现还是撑不下去。

送外卖是他干得最久的工作，那时候的记忆总和破碎、黏腻的食物交织在一起。他记得在西安跑腿时，有同事摔坏了六个蛋糕，只能自己掏钱买下，让大家分着吃。他也最怕送蛋糕，一摔就得自己赔，一天白干。但回过头看，外卖是他最喜欢的工作——出多少力，挣多少钱，按着导航一路往前骑。没有学历、没有技术、没有背景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个自由的身体。

“现在我还是这么想，最适合我的工作，就是送外卖和讲脱口秀。”他顿了顿，很认真地说。

漏网之鱼

同龄人读书、工作、结婚、生孩子，南瓜一个人留在西安，一边跑单，一边还债。那四五万块像根无形的绳子，套在脖子上。焦虑在每个夜晚里悄悄滋长。跑完单躺在床上，刷着朋友圈，看着身边人一个个踏上所谓的“正轨”：有的准备考研，有的婚礼照片刷屏，有的晒刚出生的孩子。

他觉得自己完了。几年工打下来，除了攒下一身腰酸背痛，什么都没留下。“不会就这样送外卖，送一辈子吧？”

2019年，某天他在手机上刷到脱口秀演员付航的视频，盯着屏幕看了好一会儿。他忽然有了种模糊的预感。在跑过外卖，干过跑腿、健身教练，凉皮摊、洗车工之后，南瓜隐约觉得，这件事他能做。

那是一种朴素的直觉，他想起在学校时，自己最喜欢插嘴接梗，三句话能把全班人逗笑，但是老师不喜欢他。

也是在那一年，“脱口秀”开始真正闯入大众视野。金句片段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，杨笠、李雪琴、付航的名字一时间频频出现，线下演出也在逐渐铺开。疫情封闭了许多行业的门，却让脱口秀在缝隙中热闹了起来。

脱口秀行业的火爆就这样和南瓜的命运迎头相撞。他想过很多遍，要是早几年，平台还没起来，要是晚几年，风头就差不多过了，然后，自己最大的可能都是蹲在西安街口送外卖。“这就是时代的运气。”他习惯回望自己的人生，琢磨时间、地点、人物的交汇，命运的偶然与必然：哪些是自己拼来的，哪些是误打误撞踩中的，哪些又是被时代推着走的。他把自己形容成“漏网之鱼”——一条没被命运的网彻底拽住的小鱼。

他失败太多次了，知道事情没有捷径，至少他没有。最可行的办法只有一个，上台。此后，他几乎每周跑七八场开放麦。白天送外卖接单到六点，一脱下工服就直奔演出现场。讲着讲着，他成了西安商演场次最多的脱口秀演员。

“我要是18岁遇到脱口秀，可能只是个爱好，一边读书一边玩一玩；要是28岁，可能还得顾虑赚钱、家庭这些事。但我24岁，我已经被社会毒打过了，当时就一个念头，得拼一下，再不拼，这辈子就没了。”

他最好的几个朋友里，有一个是送外卖时认识的兄弟。那会儿南瓜刚练脱口秀，发微信邀请他来看开放麦。对方回了一句“有空看看”，最终还是没来。他提起这事时略显介怀，但也理解：“去看你两个小时演出，就少送几单，五六十块钱没了，不值当。外卖骑手这行就是两点一线，闲下来刷个短视频都算放松，哪有心力进剧场？”

他也一样，送外卖一年不会进电影院，不光是因为门票贵，关键是耽误挣钱。

“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在路上随便拉一个骑手，说请他看免费演出，他肯定不去。”

他知道，脱口秀的观众主力，只能是大城市里的大学生和年轻白领。他们有点闲、有点钱，也愿意为文化内容花时间。

说自己是漏网之鱼也是指，现在他是有余裕停下来的人。

在讲了四五年脱口秀之后，南瓜在前期还需要靠送外卖补贴收入，现在已经能靠演出维持生活。“以前只想着不停演出多挣钱，但现在我想停下来，重新规划一下生活，看看还能怎么走。”

上海认识的骑手朋友们都陆续离开了，有的回了安徽，有的去了无锡，都慢慢失去联系。“过一阵我开始接商演了，他们一天还是挣两三百；后来我上综艺了，他们还是两三百块。感觉他们一直停在那个状态，而我因为找对路了就在不断提升。” “找对路”，他经常提这个词，做健身教练、拌凉皮，都是没找对路。

“我相信笨鸟先飞，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的。”他说完这句，又补了一句，“比如我去年比赛拿第12名，要是我不偷懒，名次还能再往上走。”

“那你怎么看那些轻轻松松就能拿到很多的人？”

他想了想。“那是偶然，不可能总那么顺。除非他特别聪明，能找到事半功倍的方法。”他又拿送外卖举例：有人一天能送60单，有人只能送30单，差距在于路线规划和方法。“但总的来看，付出和收获一定是成正比的。”

他还是相信这个。

南瓜的第一次电视录制并不顺利——《脱口秀大会》第五季，他在第一轮就被淘汰。那次失利对他的打击很大，他自我怀疑了很长时间，问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件事情。他总说自己“容错率非常低”，电视舞台是唯一的通道，是最后一搏，掉下去就没了，就要回到曾经的池子，继续当游个不停的鱼。“我的压力很大，上台之后整个人都绷得紧。”

回看那一场录制，他在台上几乎一直闭着眼睛。那时他还在长期跑单，风吹日晒把眼角膜磨得发了炎。强光一打，再加上录到深夜，他的眼睛实在受不了，只能紧紧闭上——就像他第一次在西安上台那样。

讲完，他睁开眼，在一片白光之中，发现自己过关了。

“同一个起点”

2021年，南瓜来到上海。城市更大，节奏更快，他一开始完全跟不上。观众听咖啡、听基金、听职场PUA，讲股市还能讲出“不是亏是升华了”。这些话题放在农村，连个水花都起不来。同样一个段子，放在两个地方演，得到的反应天差地别。

他开始学着听懂这座城市的语言——约会、职场、消费主义。知识储备有些跟不上了。

他第一次跟黑灯讨论段子，走进了星巴克，点单时听到别人说‘一泵’‘两泵’，不明所以，自己偷偷去小红书查什么意思。他说“当时星巴克对我和肯德基差不多，看到就要绕着走。” 同行聚会，有时大家在一起讲英文梗，他坐在旁边干笑，听不懂。

他擅长比较直接的方式，用最简单的手法抵达有趣。比如他讲跑单时遇到的保安：“有的叫我们送外卖的，有的叫跑腿的。有一次我骑电瓶车闯进小区，那保安指着我说，‘电瓶车’，他直接用我上班的工具叫我。我当时说，‘好的，对讲机。’”

他仍然住最早来上海租的房子，宝山和静安之间，那时选位置的考虑是，城郊，而且订单不少。月租两千，三室一厅的合租房，室友彼此不认识，都是各自跟房东对接，像大多数合租房那样，他们私下从不打交道。

爸妈也从没来过上海，太远，太贵，也太忙。爸爸吹唢呐，一年四季有活，妈妈守着小卖部，姐姐也有自己的生活。“农村人来一趟上海代价太大了，不是想来就能来的。”他想了想，又说不出具体的代价到底是什么。

四年前，每天晚上六点，他换下工作服，赶去开放麦，从没想过哪天能上综艺，但节目播出、热度过去之后，“坐在星巴克里”，他却变得更紧张了。写段子时有了负担，观众带着预期而来，会在心里对比“有没有电视上好笑”。他开始害怕跟不上那些期待。线下演出开始变得越来越稀疏。

对比，人的大多数内耗都来自对比，节目过了关，但真正要面对的都在热闹结束之后。有同行走红毯、开专场，发在朋友圈里，他刷到，也难免想一想，自己此刻在干什么。

“脱口秀的上限太高了，”他说，“送外卖你知道上限，一天最多赚三四百块。但脱口秀没上限，有人能走到红毯上，有人一天能赚多少钱都不知道。”

身体和状态变得都不太好，晚上常常失眠。他想“消失”一阵，也是给三十岁的自己一个交代。

人总是往前走，欲望也是。他常说，脱口秀是他为数不多能抓住的“变数”之一。即便如此，真正能靠它改变命运的人，终究只是少数。

他始终记得一次演出。那天他压轴，前面一连串上台的是复旦、同济、上外的“名牌大学生”，“我一个中专学历站在台上压轴，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。” 他说，活到现在，他最在意的就是学历。“平时找工作都要看学历，但说脱口秀的时候，至少在台上，我们能站在同一个地方说话了。”聊到这里，他展现出了意想不到的兴奋。“这点很有意思，你应该写下来。”

同题问答

界面文化：你最喜欢的脱口秀演员是谁？为什么？

南瓜：周奇墨。他是我脱口秀的启蒙老师。其实我们这代演员，很多人都是被他“启蒙”的。那时候我们上培训课，老师经常拿他的段子当范本，拆解、分析。他在我们心里就是“天花板”级别的——表演强、文本也强，尤其擅长从日常生活中挖笑点。我最喜欢他讲“去饭店点菜”的段子，一件特别普通的小事，被他说得又巧又好笑。这种从生活细节里提炼喜剧感的能力，非常厉害。

界面文化：怎么看待脱口秀行业在国内的繁荣？

南瓜：现在大家都挺需要喜剧的，脱口秀比较大的特点是，每个演员都能代表一群人。比如唐香玉讲催婚，黑灯讲盲人生活，他们会把自己的难处变成段子，观众一听就特别有共鸣。但我觉得现在脱口秀仍然在起步阶段，还是偏小众的，主要是年轻人在看，年纪大点的观众还不太能接受。

界面文化：不断寻找新梗、持续创新会是内容创作中最难的事吗？

南瓜：我觉得……最难的是创作本身。得多体验新生活，多跟人交流感受，从中找新的灵感和想法。但创作也是演员的根基。只要段子好，你自然就会有底气。段子好，就能卖票，就能有观众喜欢——所以归根结底，内容还是最重要的。

界面文化：脱口秀是只要好笑就够了吗？还是需要融入一些其他价值？

南瓜：好笑肯定是最重要的，但其他价值就像锦上添花吧。除了文本之外，舞台魅力也很关键。我喜欢周奇墨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在舞台上能完全抓住我的注意力。他一开口，我就会全神贯注。有些演员是那种一站上台你就信他，他讲什么你都愿意听；但换一个人讲同样的内容，可能就没那么有说服力了。所以最重要的是，观众得先喜欢你这个人。

界面文化：“标签”和“金句”会困住你吗？

南瓜：我不担心被标签化。人是会变的。很多演员一开始确实是靠一个标签被记住，但随着时间，大家都会慢慢走出来。就像我现在讲脱口秀三四年，可能再过十年，内容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比如庞博，最早大家记得的是“交大博士”这个身份，但现在更多人关注的是他的表达和观点。因为随着生活和认知的变化，你写出来的东西会变，表演的能力也会提高。

界面文化：你如何预判脱口秀行业的未来？

南瓜：我觉得脱口秀以后会越来越往“专场”方向走。现在很多人已经不爱看拼盘了，更愿意花时间去看某一个人的完整演出。可能是在网上看到某个演员，或者听说他内容不错，就专门来线下看。我前几天去看了良言的专场，挺意外的是，现场有不少年纪大的观众。不管他们是不是冲着“个人特色”来的，这都是个好现象。这些观众看完后，也许会带动更多人来了解脱口秀。